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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圈

山东商帮:重义轻利 与时俱进

中国商帮历史悠久,在中国历史上兴起较早的便有山东商帮。山东商帮和徽商、晋商、浙商、粤商一起,被公认为中国五大著名商帮。山东商帮即“鲁商”,也称“山东帮”。相较其它商帮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儒字当头,仁智礼义信,情深似大海,义重如泰山,忠源黄河水,为国不计多。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业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

 

据悉山东商帮,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鲁商是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古代商业文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贡献。说到鲁商就不得不提组成鲁商的山东人民,山东人继承“周孔遗风”,坚持“孔颜人格”,历朝历代名人名家辈出。所谓“周孔遗风”就是“知礼逊,习俗节俭,人多读书,士风彬彬,贤良宏博”。“孔颜人格”,就是忠实厚道、豪爽豁达、勤俭朴实、吃苦耐劳、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等人格形象。最为重要的是山东人本性仁厚,对上讲忠诚,对朋友讲义气,对前辈讲孝敬,重义轻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而造就了数不清的反对见利忘义、讲究义利并重的“儒商”出现。成就了一大批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著名企业和企业家。故而山东商帮有山东人的特点,重在一个“义”字上。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同时在山东商帮中,主要是一些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鲁商大部分可以说是封建性的商人。历史上的“鲁商”虽不如晋商、徽商那般辉煌,但兴盛时也曾控制了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的绸缎布匹、粮食批发零售、餐饮等行业。特别在东北地区,鲁商有着地缘、人缘的便利,曾在那片“商场”上纵横驰骋,名重一方。

 

东北与内地贸易历史悠久,明代辽东曾有繁荣的马市。清兵入关后,清朝廷对商人到关外贸易一直实行开放政策,鲁商出关经商者日众。据《盛京通志》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年)仅在宁古塔、船厂两地,山东、直隶等省贸易佣工即有三四万人。这时的商人远道经商,他们不携家眷,获利即归。清嘉庆后期东北部分地区对关内人开禁,在闯关东人潮中,鲁商日渐增多,并开始定居于东北。1860年烟台、营口开埠后,每年去东省贸易之人有五千余人,其中,鲁商是主要组成部分。经过上百年的经营,清末鲁商在东北各城商业中均居主导地位。除此之外,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的“天下第一村”周村更是造就了鲁商的辉煌。周村地处山东腹地,东西位于济南、青州间,为济南、青州等鲁中地区与沿海间人货往来的必经之地。南北处于泰沂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是山区与平原进行物资交易的重点中转站。正是凭借这种便捷地理优势,周村的经济日益繁荣,成为济南开埠前,山东内陆最大的经济中转站。随着时代的发展地理资源逐渐成为企业之间最初的生存条件,越多的鲁商选择走出周村来到济南,为的是占有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信息。当年鲁商的经验,现代商人也在实践着。不仅是以鲁商为代表的民族资本,济南开埠后,同样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外国的许多产品都是中国从未有过或没有大规模开发过的,这种产品极大刺激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外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经验,对济南传统经济的局限性形成了冲击。这一切使得济南在短短几十年间飞速发展,同时得到了以鲁商为代表的民族资本的大力支持。事实上,外国资本在济南开埠后的经济发展中只是配角,真正主导济南商埠的是善于学习、后来居上的以鲁商为代表的民族资本。

 

鲁商走出周村,来到济南,迈入全国,使企业善于学习,学会结合自己的实际寻找发展空间,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在这个长时间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山东商帮经营总体可分为两种方式:一是独资经营,二是合伙经营。在独资经营中,一般情况是本人或本家族是大商人,资本很雄厚,当然也包括不少资本较少的小商小贩。他们规范商业行为主要表现在与生意对象间的信义约束,按约定俗成的规矩办事。在合伙经营中,山东商帮的规范行为有点像现在的股份公司的做法,合伙人之间先立合伙合同,据史料载此种形式,往往邀同亲好友作见证,以示恪守信用。

 

商人中的义与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多的是一对矛盾结合体。千百年来,义利合一、知行合一的践行,总是难以如意。鲁商,因其地域和传统文化的迁延,受其影响更大,他们始终在义与利的冲突中追求平衡,在义与利的辨证中寻求统一。孔孟文化的传承,儒家思想在齐鲁大地根深蒂固。因此大多鲁商,最初走上创业之路,是穷则思变。但他们的“思变”,是希望身边所有人的改变,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有一种“推己及人”的思想。这种产生于仁义思想的天生责任感,往往成为鲁商创业的最初动力,也使得他们在企业经营中敢担当、重慈善,怕对不起别人,多恻隐之心。在众多鲁商先贤中有两个代表:一是子贡,孔子的弟子典型的儒家代表之一,虽然从商,但“义”且“信”。孔子去世,别的弟子守灵3年,独子贡复又3年。另一位是辅佐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激流勇退悄然奔赴齐国隐姓埋名,在今山东定陶一带做起生意,自称“朱公”,人称“陶朱公”。坚持“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自然规律,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事实上,孔孟之道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压抑了鲁商的形成,尤其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清末时期,山东淄博周村的贸易以及潍县(今潍坊)工业的兴起,才让鲁商再次走上商业舞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中,改革开放时期是重中之重,新鲁商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新鲁商”指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山东企业和山东企业家,他们敢于挑战传统,敢于破坏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逐步开创和运用一些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取得了突出的业绩,聚集起了大量的财富,为一方经济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新鲁商大多没有什么特权,更多的是白手起家,历经商海沉浮,是平民时代的商业领袖。他们更相信细节决定成败,注重修炼和流程再造,喜欢基业常青,重视执行力,信奉简单就是美,也对中国式管理越来越感兴趣。新鲁商信奉“博施济众”、“依群利己”。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自然难以摆脱“经济人”的身份。企业家虽然是企业的“掌舵人”,但也要谋求自身的经济利益。然而,众多新鲁商做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正己正人、成己成物”,还有不少新鲁商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同时,新鲁商崇尚“与时变”的自强不息精神。《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礼记·大学》里也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实际上都是在呼吁一种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创新不止的精神。创新是山东经济持续高速协调发展的不竭动力,而创新也是一批新鲁商得以成功的文化基因。

 

山东商帮之所以被公认为中国五大著名商帮之一,源于其悠久的历史文化、深刻的思想内涵,更因其独具魅力的山东特色,忠厚踏实、吃苦耐劳、重义轻利的人格品质。而广大山东企业则很好的继承与发展了这些优良的儒商精神,敢于传承与创新。企业只有不停地为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而变化,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乘风破浪开拓新天地,让鲁商之名永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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