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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

安邦智库:中国社会经济趋势的若干预测

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按照中国宏观经济的线性逻辑来评估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很显然主要数据的曲线和影响都是向下的,只有少部分数据的曲线和影响是向上的;从世界市场的竞争角度来看,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也不乐观,中国商品及服务在世界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和障碍,世界各国的保守主义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冲击中国经济。同时,中国的生态环保压力以及以往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增长因素,如无效GDP,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方式逐渐被剔除,这些因素均将导致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2017年。

 

安邦咨询的预估与2017年岁末多次发表过的评估结果一致,并无任何修正,中国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预估为6.5%。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评估结果是在线性基础上做出的评估,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因应当期经济的形势及时做出调整和政策改变,均将在一定程度修正经济增长率的数据,因此2018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实际在当期还会存在若干不确定和变数。

 

 

资本方面的大放水

面对当前和今后的国内外形势,安邦咨询认为,中国维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和其他发展目标并不能在一种线性基础上考量,而应该结合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缺陷和问题,结合世界经济形势来判断。要解决这些严肃的挑战和问题,让经济体维持一定的动能恐怕是必须的,这就要求中国需要显著地扩大发债,通过债务扩张来实现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多元目标。

实行积极的债务扩张政策的主要原因和理由包括:(1)中国需要应对美国大力度税改政策的影响,维持中国的财政稳定。(2)中国需要活化实体经济,需要制造出一个需求更加畅旺的国内市场,需要新的资本投入。(3)中国政府目前还有适度的空间来扩张债务,而当前资本过剩的环境提供了足够的资金。(4)中国调整结构、实现经济转型需要有时间窗口。(5)中国需要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下滑。(6)中国在十九大有很多政治目标、社会目标以及国际战略,都需要很多钱来实现。要解决这些问题,扩大债务可能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显然,支持增加债务的理由还有很多,虽然限制条件也很明显,但就形势论形势,我们认为,现在开始策动和考虑规模超过“4万亿”的大规模刺激方案,恐怕也是中国现实的需要。大致估计,未来3年至5年,中国可能需要30万亿以上至50万亿的增债规模才会有效。至于资本的投资方向,不应继续增加在基础设施的投资,无论是效率还是未来或然负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加磅”,都存在着问题,比较理想的投资方向,应该是实体经济减成本、增实力的方向,如:基金。还有军民融合、战略新兴产业、乡土产业、生态环保产业、中国年轻人很擅长的消费科技、“银发产业”以及雄安新区的建设等等。这不见得是最优方案,但可能是让中国摆脱潜在经济困局最可行的、有力的举措。

 

 

中国竞争力呈现全面下降的趋势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一个上升轨道连结一个下降轨道,这就构成为一个周期。就此而言,“未来会有一个新周期”也没错,因为一个周期一定会连接着一个周期,但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开始步入一个下降轨道,而不是持续的上升。

 

从趋势的角度来看,中国竞争力呈现的是一种下降的趋势,今后的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修正阶段的增长形态,各种非理性增长因素,无效GDP成分会得到修正,逐渐从经济增长队列中被挤出。这一过程当然是有代价的,其成本尚不可全面评估,但中国以往GDP增长中的有效GDP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高,这一点无疑是肯定的。

就此而言,有两种现象值得重视,一种是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各种担忧似乎有些过分,因为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一种是中国自身对于中国实力整体过于乐观的估计,也值得再认识。作为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市场,其世界影响力肯定是存在的,但中国的竞争力正处于下降和修正的轨道之上,而非持续的上升,这一点需要警惕,否则分岐化的判断甚至猜测将导致自相矛盾的政策效果。

 

 

民营企业面临巨大挑战

民营企业在中国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压力,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民营企业家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发展阶段的原因,未来民营企业家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有,(1)金融资源的限制;(2)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适应;(3)劳动力资源的紧张;(4)法律的完善滞后于发展的需要;(5)资源利用的许可;(6)资源分配的调控;(7)混改。民营企业家必须要卖你对来自国内外的强力竞争,部分民营企业可能出现“散户”化和“个体”化的趋势,实体企业在事实上转化个人投资者。

 

 

 

 

 

个体效率不等于宏观效率

一枝独秀的产业,一枝独秀的企业,在中国是否存在呢?肯定存在!很多人将此视为是一种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中国经济的兴旺和乐观。不过令人遗憾的事实在于,个体的高效,并不能反映和证明整体的高效。这种“一枝独秀”,恰恰是缺陷而非成就。

任何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这种大国经济,必须在非常多的领域保持高效,才能转化为整体上的高效。否则仅仅是数个领域的个体增长,很难支撑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

 

贸易保护是传染病

如果评价欧盟与美国,美国的贸易保护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欧盟的贸易保护倾向其实更严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一旦统一步骤就会发现欧盟的贸易保护比美国的更厉害。欧盟与美国的区别在于,美国的贸易保护在明处,体现在法律和法规之上;欧盟的贸易保护往往是在暗处,隐藏在文化与传统的背后。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成为总统之后,“美国第一”以及“美国强大”的口号落在了实处,尤其是税改,大力吸引美国制造业资本回流,再加上对移民政策的修正,还有大砍联合国经费等措施,在事实上引导全球开始进入了一个贸易保护的新时代。

这是现实。

 

问题在于,贸易保护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如果你不对等采取措施,就等于为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买单”。信息分析所理解的趋势就是这样,这是一种经济海啸,也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旦形成,就势不可挡。所以,未来世界各国都会由开放的自由市场转而倾向保守,世界各国都会倾向贸易保护,这是未来的大潮流。不过,这样的潮流也是全球化背景下,不惜代价生产所造成的。这种过度生产,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兴起,创造无与伦比的乐土,无法令人忽视。

 

未来的世界,如果哪个国家以为可以继承中国的发展成就,那是痴心妄想;如果中国以为可以继续以往的发展成就,在以往的道路上顺着走下去,高歌猛进,那结果也差不多。

 

中国不再有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重点谈及的概念,今天已然是普通的常识。不过,我很遗憾的发现,中国今后很难有真正的中产阶级存在,主要原因是两个:第一是成本的高涨,迅速吞噬掉财富和资产,中产阶级徒有概念,但无其实质,其资产处于危险之中。第二是技术贵族在撕裂中国的中产阶级,这实际是一种分化,部分中产阶级,因为掌握有独特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拥有一种资源稀缺性,导致他们的收入大大高于一般人,成为技术贵族。至于普通的中产阶级,实际上他们因社会综合成本上涨的速度,远超其收入上涨的速度,而不复存在。

 

中产阶级的贫困化,并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社会普遍的居民负债究竟证明了这一点。而中产阶级的消失所导致的“社会稳定器”的消失,这一问题深为值得警惕,这是今后中国的大问题。社会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表现极端化,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在背后都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内涵。

 

 

世界进入大危机时代

这一论断当然与现在的各类乐观预期有着巨大的背离,但绝非耸人听闻。

大危机时代的原理和逻辑是,世界的保守主义潮流将造成成本的上升,资本对于成本高度敏感,成本一上升,资本就疯狂,资本一疯狂,大危机就爆发。这样的逻辑是否符合我们的预测和判断,这当然“有待观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星球上所经历的保守主义时代,都不是好的时代,历史上的保守主义时代,从来都是大危机时代!

    

东南沿海陷入困境

十九大确立的社会发展大目标,重点是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了注重社会均衡。经济增长不再是最为优先的目标,生态均衡、贫富均衡、外交均衡、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等等,这些均衡关系是最重要的方向。

 

从这些均衡关系的方向来看,重商主义的时代接近结束了,经济学家的时代接近结束了。受这种政策方向转变影响最大的是,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他们在社会转型的道路上的压力最大。因为社会发展目标与它们原来的发展模式,差异非常大,适应起来,更加艰难,说服难度大,转型成本更高。

    

十九大仅仅是建立起了一个发展框架,确定了方向,属于上层建筑的范围,经济基础是否能够跟得上,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考验的关键点是东南沿海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些东南沿海的省市顺利过关了,社会稳定,经济稳定,则十九大的社会大目标就意味着获得了成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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