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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化

商帮背后的企业家精神

在七百多年云谲波诡的时代变局和血流漂杵的惨烈竞争中,各路商帮历尽坎坷,无数沉浮,即便倾家荡产,颠沛流离,却从未退出舞台。这绝非历史机遇或地缘优势可解释得通,维系商帮野蛮生长的背后力量是企业家精神。

 

明朝崛起,一方山水一商帮

 

我国商人阶层出现、商业繁荣年代久远:春秋战国即有盐铁生意,隋朝京杭大运河上商船川流不息,唐朝丝绸之路间外国商队络绎不绝,《清明上河图》里的宋朝街市欣欣向荣……但商帮出现却始于明朝,这是中国商业史上浓墨重彩的符号,它意味着一种新商业体制的诞生和一个新阶层的崛起,即便在今天,商帮依然是经济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

 

虽说商业兴勃已久,但商人一直是社会最底层的角色,士、农、工、商,处于最末。

 

在磨难与屈辱中走南闯北多年之后,商人们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以共同的商业规则和做人信条为基础,相濡以沫,抱团打拼,逐渐在某个领域形成势力庞大甚至垄断地位的竞争优势,是为商帮。明朝之前,商帮特征并不明显或不完全成熟,直到明洪武三年(1370 年)朝廷实行“开中制”之后,晋商和徽商在盐业的兴盛与争锋,商帮才算实至名归。

 

1370 年,朱元璋从草根乞丐成为开国皇帝的第二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他上表“开中制”的建议,此举效仿北宋时的“折中制”,由商人运粮草等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换“盐引”,凭“盐引”到指定盐场领取食盐,再到指定区域售卖。食盐为生活必需品,山西又是产盐重地,加上地处北疆,有“极临边镇”之利。“开中制”推行的120 多年间,晋商以盐业垄断为利器,成为明朝早期一枝独秀的商业群体。

 

晋商兴于朝代更迭、制度兴废,也衰于此。弘治五年(1492 年),淮安籍户部尚书叶淇向明孝宗朱钓樘献计“折色制”:商人可直接在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而无需运粮到北疆。此时朝廷富足殷实,筹措军饷逐渐由银货取代粮草实物,“折色制”代替“开中制”顺理成章。

 

如此一来,水运取代陆运成为主流,晋商的区位优势转为劣势,地处淮河两岸的徽商以长江与黄河为动脉搏取财富,借“折色制”勃然兴起,淮安等水路便利的市镇成为新的盐场重地,门庭若市;太原、大同等地车马稀疏,黯然冷落。

 

徽商后来居上,成为“弘治中兴”的重要力量;晋商在“洪武之治”时期的荣光已朦胧成曾经的梦想。南方边缘地带的粤商还在期待某天能成为商业舞台的主角,这一等就是两百年。

 

1685 年,康熙打破自明朝以来“片甲不得下海,粒米不许越疆”的海禁,正式开启海上贸易,设置粤、闽、浙、江四大海关。粤海关允许外商在广州珠江边集中建造“夷馆”,中国商人持有特许经营的牌照才能与之交易,第一批具有资质为海关代征关税、与洋商做贸易的行商有十三家,史称“十三行商人”。

 

“十三行”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急剧攀升,他们成立公行,订立十三条商规并形成“对内垄断利益,对外一致行动”的影响力,一个文化统一、组织严密的垄断性商帮登上历史舞台。

 

1757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浙江的生丝和茶叶生意越做越大,乾隆担忧英商的北上冲动恐危及朝廷的安稳,下诏关闭闽、浙、江海关,仅留粤海关为唯一通商口岸,将专营外贸生意放在山高水远的广州,“半官半商”的“十三行商人”由此迎来长达80多年的兴盛时期。

 

回望晋商、徽商、粤商的崛起路径与发轫渊源,政策扶持与体制机遇无疑是重要原因,比如“开中制”、“折色制”与开埠,但区位优势和商业基础同样不可忽视,甚至比前者更为关键:晋商崛起是有“极临边镇”,徽商繁荣在于京杭运河,粤商兴旺源自海运发达,先天优势加上历史机遇,便可厚积薄发,领先时代。

 

重义守信,务实创新

 

在七百多年云谲波诡的时代变局和血流漂杵的惨烈竞争中,各路商帮历尽坎坷,无数沉浮,即便倾家荡产,颠沛流离,却从未退出舞台,这绝非历史机遇或地缘优势可解释得通,维系商帮野蛮生长的背后力量是什么?答案是:企业家精神。

 

供奉关公像、拜关公是晋商的显著特点,并非因为关公是财神,求财心切,而是想通过仪式和习俗将关公的诚实守信世代传承,在晋商看来,诚信比生命更重要。1823 年,晋商开创“票号业”,逐渐掌控大江南北的金融汇兑系统,然而在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不少王公贵胄怀揣票号存折直奔山西总号兑换银两,可不少票号也在战火中被毁,储户信息无从查对,但是以“日升昌”为首的晋商一律无条件承兑。晋商的诚信和胆识迅速在京城家喻户晓,战乱结束后,山西票号重新开张,百姓大胆储蓄,朝廷寄存官银,生意热火朝天。

 

晋商普遍采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制度,东家彻底放权,日常管理都由大掌柜全权负责,东家没有约束与监督措施,即便贪污纳贿或携款潜逃都无从惩戒。然而,几百年间晋商从无意外发生,这与晋商的人才选拔和培养体系分不开:非山西人不用,亲朋故旧不准担负管理职责;学徒入号需有名望者担保,试用期三年,终生不得跳槽;在条件艰苦的偏远商号,学徒三五年甚至八九年才可出师。无论从时间成本还是信誉名声角度,违规代价都远大于收益,晋商忠诚敬业品质逐渐养成。

 

在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上,徽商与晋商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比如开拓进取,勤劳俭朴,和舟共济,但又有自身特点,比如“道义”,徽商讲究“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刚开业不久,绿营军军官罗尚德存入一万两银子,他声明既不用存折也不要利息,因为要奔赴沙场,生死未卜。但胡雪岩坚持立存折,并约定以三年定期付本利一万五千两银子。后来,罗尚德不幸殉国,生前他曾托两位同乡取款,却无任何凭证,胡雪岩并未刁难耍赖,全额付款。徽商重义守信,丝毫不比晋商逊色。

 

徽商重义与其“商而兼士,贾而好儒”的特征渊源颇深。“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的信条,即便富甲一方,地位显赫,商贾仍重视教育,鼓励后代借科举入仕途,以求官商一体,据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徽州有书院54 所,社学562 所,重学风气可见一斑。徽商能否以教育影响官场实现权贵与资本的结合不得而知,但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徽商乐善好施、爱国救民的根源所在,明中期募勇抗倭与清末剿灭太平军叛乱的感人故事,令人肃然起敬。

 

在开拓进取方面,粤商与前两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岭南直至明朝仍被视为“蛮烟瘴疠之地,官宦谪逐之所”,无论是原住民还是迁徙者都有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从汉朝始,起于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已贯通东南亚各地及印度洋彼岸。在广东人中流行两类传说,一是洋人盗宝,二是将外国人尊为神、封为侯,这些故事既体现广东人的包容开放,也成为粤商下南洋、闯世界的动力,远渡重洋,与全世界做生意。在开拓创新方面,18 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在贸易中实行汇票制度,同文行的潘启耳闻目睹这种新型财务结算制度的优越性,就大胆引入公司经营管理中,1772 年,他在一笔巨额生丝贸易中接受伦敦汇票,在当时引起轰动。

 

粤商另一大特点是“低调务实,只干不说”。将实用主义摆在第一位,不仅让粤商摆脱“耻言利”的鄙陋之见,而且培养出实干精神,形成“先行动后思考、不浮华求实用、重感觉轻理论”的经商风格。新粤商“看见红灯绕着走,见到绿灯赶快走,没有灯摸着走”的“红绿灯理论”仍为人称道,“闷声发大财”的气质丝毫未变。

 

当然,无论晋商、徽商、粤商,还是其他任何商帮,在价值观、信仰等“道”的层面与规则、制度等“术”的领域都有许多交叉共通之处,这些被时代洪流洗刷,经商场炮火洗礼而留存下来的精神瑰宝,历经传承弘扬,成为当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容,这既是商帮长盛不衰的密码,也是这个国家经济繁荣的动力源泉。

 

说到晋商,不由得想起一首名为《夸土产》的山西民歌:“平遥的牛肉太谷饼,清徐的葡萄甜抿抿,阳泉煤炭有名声,平定的砂锅亮晶晶……”还有一则意味深长的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晋商对于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民间“无晋商不成镇”的说法更非夸张。元末明初时,运城只是一座小村庄,借盐业兴起后,全国有500 多家商号汇聚于此,繁荣景象不言而喻,这位后起之秀逐渐发展为晋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平遥更为传奇。清道光之后,平遥古城的票号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成长,22家票号占据全国总数的40%,全国70 多个城镇有400 多家分号为平遥商人开设,至清朝末年,全国官银税赋、军饷粮米的流通汇兑全由平遥票号掌控,平遥由此成为当时最大的金融城市,其商业地位堪比今日的远东金融中心上海。

 

客观来说,在自然经济主导、农户作坊繁杂的落后时代,由晋商打造的票号融资、集市贸易、手工制造等商业形态,为当时加快山西城镇化建设和工业化水平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颇为“巧合”的是,“无徽不成镇”的说法也流传甚广,尽管都是“足迹遍天下”,但徽商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及其商业贡献,更多体现在乡土之外。

 

以“九省通衢”的汉口为例,徽商在盐、典、米、木、布、药材六大行业中地位显赫,他们不但建有富丽堂皇的“新安会馆”,还开辟“新安码头”供徽商船只停泊。此外,在湖北其它区域,徽商同样鹤立鸡群,与汉口毗邻的黄陂县,“城内半徽民”;与安徽交界的黄梅县,“开张百货,通盐利,又皆三吴徽歙之人”。

 

1840 年之后,鸦片战争的炮火令国门大开,粤海关独大的历史从此终结,十三行由盛而衰,但并未消亡,粤商成为中国第一批买办,几乎遍布大江南北每一座城市,“广东会馆”遍地开花,连欧美等海外各地的城市也可寻见,影响力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19 世纪初的上海成为粤商投资和移民的中心,有“小广东”之称,据说当年的上海话即广东话。先施公司和永安百货这两大雄霸上海多年的百货公司即为粤商创办,他们在开业之前就科学调研人流量,并开创性的招聘、培训女服务员入职,还打破讨价还价的传统明码标价,这些举措影响并改变了中国企业的经营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粤商是上海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由此可见,商帮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本地,他们汇通中国,交流世界,通过市场规律和商业交易,逐渐将企业家精神提升为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又将其普及为做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这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软实力”。时至今日,重塑商帮精神、发扬传统文化仍不失为振兴区域经济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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