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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传奇

搅动大上海 影响近代史的商帮传奇

以钱庄和航运起家,他们是近代中国经济的弄潮儿。起家并成名于工商业,但他们的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工商业,他们的身影出现在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事件中……

 

01 花花世界的时与机:青楼花榜引领时尚 黑帮大亨打拼出头

 

如果我们再重回1897年,就会发现,这一年对宁波人来说,除了中国通商银行,还有一件事值得骄傲,那就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商务印书馆也在上海创办。创办者鲍咸昌,宁波鄞县人。

 

这一年的上海,最吸引人目光的,还是初夏开始的选美比赛。

 

“上海小报的龙头老大《游戏报》刊登出了一则消息,宣称将在全市举办海选美女的活动,即评选‘上海花榜’,敬请各界人士鼎力相助,推荐色艺双全的美女参加竞选。此次‘上海花榜’有几大特点:

 

“其一,设立‘艳榜’与‘艺榜’,在参赛选手的‘美色’之外,突出‘才艺’;

 

“其二,‘花榜’由公推的文化界人士、实业界名士主持评议;最具特色的是,因为一般良家女子还不敢贸然参赛,所以花榜只在高级青楼女子中评选。这一破天荒之举,给那些精于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提供了展露艺术才华的平台……

 

“‘海选美女’这一源自于欧美的创举,经文人报耆李宝嘉的倡导,给上海的青楼业涂上了一抹亮色。

 

“为了标新立异,这些青楼女子奇招迭出。她们依托四马路上的西洋文化,在传统服饰上加入了欧美女服的时尚元素,制作出领时尚之先的海派特色服饰,并配以刚刚流行的钢丝马车出行,风头颇健。

 

“她们的大胆作为,加之文人们借助现代媒体大张旗鼓的追捧,使得青楼花榜的新潮越发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当时,上海时尚女子皆以花榜艳女为镜,效仿她们的美貌、衣饰、发型和做派,在上海滩掀起了一个‘照相热’‘衣饰热’‘美发热’,从而拉动了照相馆、服装店、理发店的兴盛……”

 

关于这次选美比赛,其盛况在今天已少为人知,不过可以从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2014年上映)中一探究竟,其拍摄的“花域选举”这一事件看似杜撰,但其确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中现实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上海的开埠,让一个相对保守的海派青楼业,转向公然开放。

 

这时的上海,显然已是花花世界。在这里,有选美比赛、摩天大楼、酒家茶馆、摩登女郎,也有流浪乞丐、鸡鸣狗盗、城狐社鼠。与此同时,秘密结社的青红帮也在上海蔚然成长为一股势力。并在日后的革命中,成为革命党人的“合作伙伴”。而且,随着革命的成功,这个处在秘密状态的帮会,更是翻上了地面,行动合法化。

 

1864年出生在宁波镇海的应夔丞,这个青帮中的“大”字辈大佬,辛亥革命时攀附同盟会,一度担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以及孙中山的卫队司令,最后因为刺杀宋教仁而成为阶下囚。

 

也就在这一年,严信厚的庄桥老乡——张啸林,还在杭州的拱宸桥一带打架斗殴,俨然一个街头小混混儿。时来运转,他结识上海英租界流氓季云卿,随季至沪,再拜上海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靠着黄、赌、毒三样生意,成就万贯家财的同时,也与黄金荣、杜月笙并称“上海三大亨”。

 

这是宁波帮的另类发财史,却不能因为张的不“光荣”,而选择性地忽略。他的存在,丰富了宁波帮在花花世界里打拼的多样性。人无完人,帮无完帮。当然也很有力地证明了上海作为花花世界——从坏的方面来说,是鱼龙混杂百鬼围城;从好的方面来说,能给形形色色的人以生存空间。

 

有本事的人,或者说有野心的人,往往能在上海遇到他的时或者机。这便是上海的可爱与伟大。

 

02 上海房事掀狂飙 造就房地产商祖师爷

 

上海的房事,疯格来也。就比如说,跑马厅。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就知道为了建设它,曾引发起上海小刀会起义。

 

洋商们一开始用极低的价格圈地81.744亩,每亩均价为83000文(1两白银约值1500文计算,此价约合55两),“到1854年跑马总会股东将该地切分出让时,最低价为每亩171万文(1140两),增值20倍,而最高价为每亩543万文(3620两),增值66倍。” 当然,也正因为小刀会起义,导致了租界汹涌的难民潮。

 

这又反过来刺激了跑马厅的地价看涨。高潮不可抑制地到来。

 

西方列强推动修订了第二次《土地章程》,不仅默认了“华洋杂处”,而且确定了租界也可以发展房地产的政策,加上在巨大的“刚性需求”推动下,显而易见,房地产迅速成为租界内的支柱产业。

 

“上海房地产吸纳了各种资金,无论白色、灰色乃至黑色渠道,大量的国际国内资金涌进这座东方大都会。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巨大的工地,‘棚户区’被大规模拆除,二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里弄房屋’到处涌现。老沙逊、新沙逊、怡和、仁记等一大批外资企业,连同数量更大的小规模华资企业,以及上海地方政府,都为飙升的地价而欣喜不已。”

 

得承认,房地产的发展,也推动了上海的城市化进程。而房地产业,也逐渐构筑早期城市化产业链,房地产买卖、筑路及城市构造、建筑、建材、房屋出租、公用事业用地等,都以市场行为方式展开。

 

很多人也依靠房地产发了家。那年头在上海,只要你跟地皮有点关系,就吃喝不愁。

 

发家者还少不了一个人,徐润。

 

这位仁兄是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的同事,也是对手。当然,他还是洋行的买办。“洋行往往与租界相联系,从事房地产经营和投机有其得天独厚之便利,买办遂厕身其间相谋其利。”

 

所以,徐润对房地产也一向情有独钟,在他44岁的时候,“稳坐‘上海地王’的交椅:拥有未建之地2900余亩,已建之地320亩,共建洋房51所,住宅222间,当房3所,楼平房街房1890余间,每年可收租金12.29万余两(折合人民币2458万元)。

 

房地产资产之外,徐润大约在股票投资上还有82万余两,典当、钱庄等34万余两,个人总资产约在340万两以上。虽然比胡雪岩传说中的2000万两要少许多,但在上海滩也是首屈一指,而其中房地产资产高居65%以上,也是富豪中极为罕见的……”

 

而且,他经营房地产也很有一套,“徐润的所有房地产,都挂在他创立的一家名为‘地亩房产’的公司名下。徐润最初的计划,是想将‘地亩房产’公司打包‘上市’,折合为400万两白银,分为40万股,每股10两,先发行一半,融资200万两。

 

这一方法,类似于今日的REITs(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其‘坏处’在于要和其他投资者一起分享这块蛋糕。基于对上海房地产前景的坚强信心,徐润显然已决定宁借高利贷也绝不释放股份,将‘肥水不流外人田’作为融资的前提” 。

 

与此同时,他还尽可能挪用自己所能挪用的款项。可以说,他在房地产上,长袖善舞。现在的房地产商们,得尊称他一声祖师爷。

 

03 精神分裂的四马路:文人、妓女、大公司一起炒高地价

 

“四马路原名布道街,因工部局董事、传教士麦杜斯基传授基督教,在这条街上讲经布道而得名。公元1864年,这条从外滩至西藏中路全长1453米的大路辟筑成功。

 

第二年,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为这条延伸的街道命名。工部局五董事中,有一个叫马太提的英国人,开始乘船来中国时,曾在福州登船游览,看见一位美貌女子,就强娶为妾。

 

在命名会议上,他提出以其爱妾的出生地命名布道街,以示永久纪念。董事们得知马太提有这么一段风流韵事后,都无比羡慕,一致鼓掌通过了马太提的议案。这条布道街就被叫作了福州路。

 

但是,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不知是出于对英国佬的不满,还是为了简便,平时干脆把南京路叫作大马路,而向南的几条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被依次叫着二、三、四、五马路,后来还有一段较短的北海路叫作六马路。

 

这就是四马路路名的来历。上海滩有一句俗语:‘南京路是上海的前台,福州路是上海的后场。’可见四马路在上海商界的地位举足轻重。四川路口,靠近外滩,不远处就是著名的英国汇丰银行以及正广和汽水公司,外国人来去方便。正好做大五金生意。”

 

除了这些银行、公司,四马路在旧时代还集中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时报、华美报馆一些新闻出版业,自然就有许多的文化人。

 

都知道中国的文化素有京派海派之分,而海派文化的源头便是在福州路上。

 

但四马路还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身份,那就是红灯区。

 

可以说,四马路是老上海的红粉街,这里开设了很多妓馆,会乐里就是最大最有名气的一家。其总共才85米长,分东西两排石库门房子,共28座,其中有一座是药房,其余都是妓院,共计151家,登记在册的妓女,则达到587名。另外加上尚仁里、久安里、青和坊、小花园一带的妓院,真可以称得上是“花国”。

 

也正因为四马路是妓院集中之地,《游戏报》评选全上海花榜,参赛者大多来自四马路。

 

文人们,卖文为生。

妓女们,卖身为生。

 

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在这个专制、暗黑的社会里,从五湖四海走到了一起。“她们”为漂泊的书生提供“书寓”,使“他们”安顿。而“他们”也妙笔生花,和“她们”诗画唱和,给“她们”安抚。

 

四马路看上去很精神分裂,但却也极其默契和相投。

 

地理位置好,加上这些文人、妓女们,还有其他各大公司的入驻,不难想象,四马路上的房地产,很快就被炒得寸土寸金。

 

04 谁说金融危机洪水猛兽? 乱中博弈照样发财

 

回到1883年。如果说,这年对徐润是“危”,但在有人的眼里,却是“机”。

 

那位原先给沙逊洋行看大门的犹太人哈同,虽然靠个人的积攒,以及受贿所得钱财,在上海买了一些零散土地,但还算不上有钱人。然而,这一年开始的中法大战,没帮上胡雪岩,却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巨大利好。

 

上海的洋人“认为,中国打败法国后自然就会清理他们,于是纷纷逃离上海,上海的房价因此暴跌。哈同的新婚妻子罗迦陵也劝丈夫暂时去香港躲避一下。哈同却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说服了妻子后,哈同联络了周围的一批犹太人低价收房。为筹集资金,他甚至把妻子的首饰也变卖了。哈同把筹来的钱全部用于购买房屋土地。

 

“这是一场代价颇高的赌博,但是哈同赌赢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不败而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和约》。

 

‘洋大人’们又纷纷回到上海,‘十里洋行’恢复了繁荣。哈同则名利双收,他购买的房产,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东路一带,后来逐渐发展为上海的商业金融中心,在数年间地价上涨千倍以上。

 

由于哈同在关键时刻‘不退缩’,维护秩序‘有功’,1887年被聘请为‘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当时这是租界最高的荣誉职务。哈同从此成为犹太‘炒房团’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并被人称为‘远东首富’。”

 

和哈同一样,叶澄衷也是善于在危机中寻找发财机会的人。

 

首先,当李鸿章意识到中法战争难以避免,命令江南制造局购煤储存时,叶澄衷探得这一情报,一刻都没犹豫,向西洋购煤,然后再转手给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前前后后各供煤5000吨。正是这一举措,让可炽顺记成为上海最早进口煤和铁的中国商号,不言而喻,叶澄衷也从煤身上,挖到了一块又一块“乌金”。

 

接着,在上海风雨飘摇之际,他抢先抽回存放在银行或钱庄的资金的同时,又火速催讨客户欠交的煤油货款,尽一切办法回笼了所有的欠款。这对维护好自己的现金流,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这时,美孚石油公司将更多的煤油运进上海,销售压力陡增,不过他“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经营方针,避开多事之秋的上海滩,全力向长江中游和沿海的广大地区推进。

 

是年,当叶澄衷获得美孚石油在华独家经销权后,便不失时机地拓展外埠的业务。他先在宁波、温州、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天津、烟台、营口、广东等地和通商口岸,设立了顺记的分号或联号达18家之多。

 

因为他知道,金融风潮波及不到仍然过着小农经济生活的广大农村。金融风潮削弱了众多洋行和中国商行的实力,无形中减少了他的竞争对手,叶澄衷不但避过了这场危机,还趁机发了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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