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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人文

东昌七贤祠中的明七贤、清三贤(刘洪山)

 小时候听老人说,万寿观西八腊庙附近曾有座七贤祠。当时祠倒塌已久,祠内供奉的何人很多年前就想知道,他们有多大功德值得东昌人如神似的供奉几百年?人们大都估计是当地官职最高、在地方影响最大的人。
      七贤祠,阳明学传人的殿堂
      据康熙版《聊城县志》记述,开始供奉的王文定道、穆文简孔晖、孟清宪秋,万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间(1614-1617)东昌知府岳和声增供王恭介汝训、逯给谏中立、张弘山后觉、赵素衷维新,始称七贤祠,祠建于何时,尚未发现史籍记载。他们倒不是当地官位最高、身居相位的朱阁老、傅阁老,也不是相传冒欺君杀头之罪、为地方谋福利的任侍郎。
      据道光二十八年(1848)署山陕总督、藏书家杨以增先生在《重修光岳楼记》中描述,他们是“其槁项黄馘与正笏垂绅之彦并祀于乡”,意思是他们中有的枯槁颈项,面黄肌瘦,形体憔悴,而与端正抱着笏板,弓身下垂着长腰带面对帝王的美士齐聚并祀于乡祠。他们“是达而名臣,穷而为名儒,其道不同,其应运而兴,秉道以为后起之仪型,则一也”。相对来说他们是些鲜为人知的“小人物”。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为官清正耿直,忠君忧国,不顾自身安危,不惜自己去留升迁,为伸正义布公道屡遭贬斥;为官廉洁,不贪财占利,家无万贯千顷,没高第豪宅,贫穷潦倒,身居陋室,安贫乐道;深究学术,或著书立说,或教书育人提携后进。除此之外在学术思想上,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都尊崇王守仁的“心学”。
      王守仁(1472-1528),明代哲学家、教育家,浙江余姚人。弘治进士,授刑部、后转兵部主事,因疏劾权奸刘瑾,遭杖击贬谪。后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在学术上,先习朱熹理学,转而研读佛老,再后研究发展了南宋理学家陆九渊心学学说,与程朱理学对立。他的主要论题有三:一曰心即理;二曰知行合一;三曰致良知。针对程朱理学行知脱节的学风,大力倡导知行合一,强调“一念发动处即是行”。这一学说,给僵化的理学注入一线生机,在明中叶至明末得到广泛传播,震撼朝野,风行逾百年,是唯心主义集大成者。学者钱穆称其为明代学者重镇、宋明理学的高峰。因他读书结庐于会稽山龙瑞宫旁阳明洞,学者称其阳明先生,心学也称阳明学。
      明七贤中,王道、穆孔晖皆亲从师王氏,王汝训从师孔晖门人,张后觉从师王门弟子颜钥、徐樾,孟秋、维新皆张氏门人。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在全面论述明代学术的《明儒学案》中,更具体体现了这一情势。该书六十三卷,记述了明代十九个儒学学派,共二百零八人。其中最大的学派是王门阳明学派,占二十一卷,记述六十八人,均占三分之一。在二十一卷王门学派中,姚江一卷、浙中五卷、江右九卷、南中四卷、闽粤一卷、北方一卷,说明他的崇信区在南方。而《北方王门学案》这一卷中记述了七人,前三人为穆、张、孟,他们“始兴阳明学于齐鲁燕赵间”;后四人分布在陕豫两省的四县,他们中的新安孟化鲤与孟秋“在都下相砥砺”,虞城的杨东明与孟秋“所与问答”……他们七人使东昌成为这一时期北方阳明学派理学的重镇和传播中心,他们是主要传播者。
      他们对聊城的贡献是:在北方推动发展了这一新起的儒学流派,在本地区简直似摧腐拉朽之势冲击着传统的儒学流派,轰动一时,成了众多学子弃旧图新追逐的目标。东昌一处处书院相继建起,四方学子汇集这里,引发带动了当地批批学子走进讲授心学的学术殿堂。应该说他们为紧接而来的东昌文运大兴,鸿儒巨宦鹊起的时代奠定了基础。据北京国子监进士题名碑记载,明清两代山东籍进士共有4074人,全省十府九州108县共117个单位,平均每个单位34.8人;全省录取状元11人,每个州县平均0.09人。东昌府的优势因政区变化较大不易比较,而以聊城这个三等小县为例,此间录取进士95名,高出省平均1.7倍;录取状元2人,高出省平均21.2倍。在北方,进士状元录取人数本来山东就一枝独秀,而聊城又名列山东前茅。因此,他们在十数代东昌人的心目中受到极高地崇敬。
      他们的具体情况分别做一简要介绍。
      尽破世俗拘挛的王道
      为首的王文定道,即王道,字纯甫,身后谥文定。生于明弘治十四年(1478),卒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武城人。明时东昌府领三州十五县,武城是十五县之一,隶三州之一的临清州。清代临清州升格为直隶州,不隶属东昌府,东昌人也没因此改变对他崇祀的地位。
      王道,十八岁领乡荐,正德六年(1511)进士,“三月丁丑,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明武宗实录》卷七三,第1624页)。时山东盗起,王道欲养祖母、继母避难江南,力辞前职。“七年(1512)三月,改授应天府学教授,道乞奏便养故也”(上书.卷八五,第1820页)。后擢吏部主事、员外郎中,选任考核官员,“选法公平,门无私谒”(乾隆十四年版《武城县志》卷一○,“人物”)。“大学士方献夫荐其学行淳正,可仕宫僚,擢左春坊谕德。未几,以疾归。家居十余年,杜门讲学”(乾隆五十年版《临清直隶州志》卷八下,“人物·贤良”),“足不涉公府,性情恬淡,慕邵雍、司马光为人,而笃志力行,实允蹈之”(同上《武城县志》)。
      嘉靖间,迁南京国子监最高官职祭酒,掌国学诸生训导之政令。“科条严肃,经义德行各有章程,士类翕然宗之。旋复以疾告归。后因台臣论荐,起用为太常卿。历任北京国子监祭酒,礼、吏二部侍郎,卒于官”(同上《临清直隶州志》),诏赐葬祭,赠礼部尚书,谥文定。
      王道在南京任职期间,直接听取王守仁讲学,接受了王氏“心学”学说。
      据明万历二十二年版《东昌府志》卷一九“人物”记载,王道智力过人,精择强记,对些靡丽书籍不究其要旨,而是按自己的观点梳理成说,但不欲标门户。黄宗羲称王道“所论理气心性无不谛当。又论人物之别,皆不锢於先儒之成说,其识见之高明可知。”府志称其自表自著久之,神解怡然,自信尽破世俗拘挛。大概因此,黄宗羲在《北方王门学案·前言》中引说,王守仁批评王道“自以为是,无求益之心”,由此有学者(如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将其屏王门学派之外。所著《大学亿》、《老子亿》、《顺渠文录》行世。持论多前儒所未及。
      无遽容疾言的穆孔晖
      其次是穆文简孔晖,即穆孔晖,字伯潜,号玄让,谢世后谥文简。晖生于明成化十五年(1479),卒于嘉靖十八年(1539),明堂邑县(今东昌府区)人。孔晖少颖悟,下笔即古奥绝人。沉静端凝,为识者器重。弘治十七年(1504)举山东乡试第一。这届考试,由巡按徵聘京官王守仁以部主事典山东乡试,孔晖成为王的门生。十八年(1505)中进士,正德二年(1507)十月,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严嵩等授编修,孔晖等授检讨。四年(1509)四月参加张懋、李东阳为总裁官、纂修官的《孝宗敬皇帝实录》成,赏孔晖银十两,?丝一表里(参见《明武宗实录》卷三一、四九,第770、1126、1128页)。
      “正德间,宦官刘瑾揽权,卿佐皆伏谒跪,唯孔晖与安阳崔铣长揖。瑾怒,发矫旨”(同上《东昌府志》卷一九、“人物”),诬孔晖“以未谙事体,令量调外任”。四年(1509)五月任南京礼部主事。“五年(1510)八月,命南京礼部主事穆孔晖丁忧”,至刘瑾事发被诛,孔晖又复原职(《武宗实录》卷五○,第1150、1153页;卷六六,第1455页)。
      正德六年(1511),同考礼部会试,七年(1512)迁南京国子监司业。后因为父、继母服丧归。服除,改翰林院侍讲,充经筵日讲(参见康熙五十五年版《堂邑县志》卷十五,“人物”上)。在宫阙内抒发自己学经所得,对帝王恳切规劝。嘉靖元年(1522)典顺天乡试。四年(1525)参与修《明武宗实录》成,升左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讲学士。不久,掌院事兼撰文官,诰敕从此“崇雅革浮”,一时司言者翕然宗之。九年(1514)十二月,奉先师(孔子)神位于文华殿,嘉靖帝谕诸臣各讲经书一通,孔晖取《孟子》最后一篇,发其“见知闻知”之奥,乃献言指切时弊,大略谓“用人者,不肯体圣心,布公道,使私求者易进,直道者难容”。“欲用人之得,其当在听言致其审,偏听则蔽,兼听则明。以一人爱憎之口,为人材邪正之据,则用舍之际,或有未究于理者矣”!闻者伟之。次年春,因阴雨未去讲课,而帝却至,上章自劾,改南京尚宝寺卿。给事中叶洪上言:“穆孔晖,圣代淳儒,留之左右,必能裨益圣德”。因章未转报,十一年(1516)转南京太仆寺少卿,十二年(1517)升太常寺卿,十三年(1518)以疾致仕归(以上见上述《堂邑县志》)。孔晖居官三十年,廉洁清正,“老家茅茨仅蔽风雨”(同上《东昌府志》)。
      在南京任职期间,听受王守仁讲学。在学术上,“初习古文辞,既乃弃去,精研理学,抉其藩篱,务求自得,经藉之外,旁及(程朱)二氏。”(见上述《堂邑县志》)。“初不肯宗守仁说,久乃笃信之,自名王氏学浸淫入于释氏。而守益于戒惧慎独,盖兢兢焉”(《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传”)。
有关心学的重要论点,如“鉴(镜)照妍媸(美丑),而妍媸不著于鉴。心应事物,而事物不著于心。自来自去,随应随寂,如鸟过空,空体弗碍”;“性中无分,别想何佛何老”等等(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九,《文简穆玄让先生孔晖》及《堂邑县志》)。
      孔晖“平生安徐恬愉,无遽容疾言,事变猝至,人所心动而神茹者处之,怡如也。所著《读易录》、《尚书困学》、《前汉通纪》、《读史通编》、《游艺集》、《大学千虑》和《玄让晚稿》若干卷。卒赠礼部右侍郎,谥文简,予祭葬”。墓“在城东北三里,有国子监祭酒王道志铭,其谕祭文则尚书湛若水撰”(同上《堂邑县志》卷十五“人物”、卷七“丘墓”)。
      万夫不能夺志的孟秋
      位列第三的孟清宪秋,即孟秋,字子成,学者称我疆先生。辞世后谥清宪。生于嘉靖四年(1525),卒于万历十七年(1589),茌平人,“世居张秋”(康熙九年《重修张秋志·人物志》)。
      秋自幼凝重端淳,读诗书即通大意,不为训诂所束缚。早岁从老师学《毛诗》,自学到《桑中》诸篇,即弃去不再读,换读《尚书》。听说“张弘山先生讲阳明之学,遂执弟子礼受业,发愤慨慕修。家贫甚,尝撤屋瓦鬻之,以供膏薪”(上述明本《东昌府志》卷十九,“人物”)。
      隆庆四年(1570)恩贡入太学,五年(1571)中京闱,六年(1572)成进士,授昌黎令。“黎疲而残于寇,公一意和惠煦育,兴条编、筑城堡、振文教、收孤独,皆德政。初,人或诮其迂,久而曰:公固大儒也。上下交相信慕”。在昌黎官任上,“与暇则进诸生讲良知学,自以月俸馆?不费官钱”(同上《重修张秋志·艺文志》:邹元标《尚宝寺卿孟我疆先生墓志铭》、姚思仁《我疆先生墓表》)。
      迁大理评事,悉心平反冤错案,贤声大著。后以“职方员外郎督视山海关。关政久弛,奸人出入自擅,秋禁之严。中流言,万历九年(1581)京察坐贬”,“众论哗然,先生无愠色,?乞休归”。归途与妻孥共驾一牛车,道旁观者咸叹息:“昔镇之者黄金满载,身名俱亨,今自苦如此而不得安其位,廉吏安可为也?”(《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传”)公怡然归,陋巷箪瓢,若将终焉。巡抚都御使“许孚远尝过张秋造其庐,见茆屋数椽,书狼籍其中。叹曰:孟我疆风味大江以南未有也”(乾隆四十二年《东昌府志》卷四十一、八页)。“时政更新,起刑部主事,积升尚宝寺卿。当公之在都门也,一以会友兴学为事,所论学诸书具予刻”(民国十五年《茌平县志》卷一二,“艺术志·文艺”)。官位虽六品,朝中官僚却“仰若山斗”,陆续拜访。
      万历十七年(1589)卒于官,“贫无以殓。御史钟化民为特建一祠”(同上《重修张秋志·人物志》)。吉水人邹元标称颂“东鲁仁贤彬彬矣,力承正学我疆孟公其最也”。御史姚思仁称“今学士大夫谭圣贤之学者,皆曰齐鲁复有孟子,盖谓我疆先生云”。孟公“以名儒起家,以廉吏令终”(同上《重修张秋志·艺文志·孟我疆先生墓志铭》)。“廷臣为请谥者章数十上,天启初,赐谥清宪”(《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传”)。
      秋,平素的志向不追求名利,无力的蠕动着唇像品尝滋味似地述说儒学真谛;清瘦的身体几乎支撑不起衣服,但遇事神气悠间安定,万夫也不能夺;与人交,乐引其所长,而掩遮其短;晚年普遍论证理学,回答问题透彻严密,其伦中和,犹然恰当地出于中庸之旨(参见明本《东昌府志》卷一九,“人物”)。
      他的心学论点有:“曾子之学,一贯之学也……析而言之曰修身也,正心也,诚意也,致知也,格物也,若名目之不同,合而言之则一也。何也?自身之神明谓之心,自心之发动谓之意,自意之灵觉谓之知,自知之感应谓之物。心意知物,总而言之一身也。正者正其身之心也,诚者诚其心之意也,致者致其意之知也,格者格其知之物也。格致诚正,总而言之修身也。道无二致,一时俱到,学无二功,一了百当,此一贯之道也”。(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九《尚宝孟我疆先生秋》)。
著有《道脉说》、《大道吟》、《气志吟》等传世。
      方严疾恶的王汝训
      往后,依次是王恭介汝训,即王汝训,字师古,号泓阳,谥恭介。聊城县(今东昌府区)沙镇人。生于嘉靖三十年(1551),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
      汝训天资聪颖,自幼刻苦勤学,七岁读完四书五经,人称“神童”。在私塾读书时,听到老师与朋友谈志向,他们的目标是“志在温饱”。汝训立即奋笔直书“立朝行已大节千余言”的宏伟大志。后从师穆孔晖门人,得王守仁“心学”要旨,学业大进。
      隆庆四年(1750)、也就是十七岁中举,五年(1571)、二十岁中进士,授元城知县。赴任前,将先世遗留资产分给乡里贫穷亲故,仅留薄田数亩备日后自用(参见宣统二年本《聊城县志》卷八,“人物”)。任内内察外访,果断处理县内历年积案。一伙盗贼以为他收受了贿赂才这样迅速决结,便夜入居室抢掠。汝训给他们钥匙,令其开箱自取,贼遍屋翻找,仅有破衣散钱和几袋粮食。贼叹息:“我们误解了大人。”便叩头谢罪而去(参见嘉庆本《东昌府志》卷二八,“列传”三)。
      万历五年(1577)升刑部主事,后改任兵部主事,给事中。此间朝内党争剧烈,万历帝忠奸不明。有个海宁人陈与郊,是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次辅王锡爵的门生,他依附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首辅申时行,仗势横行朝野,无人敢阻。王汝训挺身而出,抗疏数其罪:陈“与郊今日荐巡抚,明日荐监司。每疏一出,受贿狼籍。部曹吴正志一(揭)发其奸,(即)身投荒徼(边城)。吏部尚书杨巍亦尝语侍郎赵焕,谓(陈)为小人。乞速罢谴”。进而对当朝时政猛烈斥责:“科道以言为职,乃默默者显,谔谔者绌,直犯乘舆,屡荷优容;稍涉当途,旋遭摈斥。言官不难于批鳞,而难于借剑,此何为也?天下惟公足以服人,今言者不论是非,被言者不论邪正,模棱两可,曲事调停,而曰务存大体。是惩议论之纷纭,而反致政体之决裂也。乞特敕吏部,自后迁转科道,毋恶异喜同,毋好株丑正”(《明史》卷二三五,“列传”一二三)。杨巍怕得罪权奸,影响自己,扣压本章,调汝训去南京。
      不久,陈与郊悒悒而死。汝训复调京为掌礼乐郊庙社稷的太常寺少卿。祭祀飨庙皇帝违礼不亲去,汝训极谏,帝很气愤,但“以其言直不罪也”。不久,升太仆寺卿。少卿为副,卿为寺之长。又调任掌皇室祭品、膳食的光禄寺卿(参见同上各书)。
      万历二十一年(1593),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掌监察弹劾官吏。这年“大计京官”,即三年一次对官吏考核,“一时公论所不及者,贬斥殆尽”。此时首辅王锡爵的一些亲戚朋党在“贬斥殆尽”之列,他速还朝,上疏庇护,诬陷治罪论劾这些贪官的官员。阁臣皆震憾。“于是佥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等交章论救”这些被诬陷的官员,疏上,昏庸的万历帝大怒,将交章求救的言官大部夺俸削职(岳麓书社,1999年版,《明通鉴》第1974页)。
      二十二年(1594),王汝训“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汝训性清介,方严疾恶。巡按御史、南昌彭应参亦雅以强直名,相与力锄豪右”。此地原在朝为尚书的董份、祭酒范应期横行乡里,“汝训将绳之。适(彭)应参行部至,应期怨家千人遮道陈牒。应参持之急,檄乌程知县张应望按之。应期(畏罪)自谥死,其妻吴氏诣阙?冤。帝命逮应参、应期诏狱,革汝训职”(同前版《明史》)。
      汝训家居十五年,著有《东昌府志》二十二卷,为聊城地方史延续奠定了基础,立下不朽之功。之后,召他出任南京刑部右侍郎。万历三十七年(1609)四月召“工部侍郎王汝训署本部尚书”(同上版《明通鉴》第2069页)。王见到当时太监擅权,实施榨取民脂民膏的“兴矿税、助大工”很气愤,“汝训屡请废帑佐工”,掌权太监皆不报。在部岁余,力清夙弊。太监请求拨工程款,有时手执奏章相胁,也坚决不予,节冗费数万。次年五月卒,赠工部尚书,谥恭介。
      另有疏草二卷,文集诗稿藏于家(同上《东昌府志》卷二八,“列传”三)。
      屡谏权奸受挫、弃官治学的逯中立
      逯给谏中立,即逯中立,字与叔,号确斋。聊城县(今东昌府区)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初授行人,继为吏科给事中,后进兵科给事中。因给事中“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明史》卷七四,“职官志”三),又称给谏。
      《四库总目提要》在介绍逯中立所著《两垣奏议》中,概括了他的主要事迹:“中立有《周易札记》,已著录(经部),是书(后附)凡奏议六篇,皆中立为给事中时所上。以历吏、兵二科,故称两垣(官署)。其中《论公用舍》、《论修史用人》及《论会推阁臣》三疏,本末略具《明史》本传。盖中立以是三疏,一忤旨停俸,一见忌辅臣,一被贬外授”。
      所说“忤旨停俸”,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吏部左侍郎赵用贤被奸臣所害免职,行人高攀龙等上疏求救又被贬谪,逯中立奋起抗疏。疏曰:“诸臣率好修士,使凵伏田野,诚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则曰‘出朕独断’,辅臣王锡爵亦曰‘至尊亲裁’。臣谓所斥者非正人也,则断自宸衷(帝意),固陛下去邪之明;即拟自辅臣,亦大臣为国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于辅臣之调旨,而有心斥逐者为妒贤;即出于至尊亲裁,而不能匡救者为窃位。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当如是乎?陛下欲安辅臣,则罢言者;不知言者罢,辅臣益不自安(分)”(《明史》卷二三○)。疏上,谓逯不顺从旨意,罚停俸一年。
      所说 “见忌辅臣”。是逯中立进兵科给事中后,有诏修国史,权辅王锡爵举荐他的门生、原詹事刘虞夔为总裁,刘曾以拾遗受劾罢官。诸御史言不当召刘为总裁,“而中立诋虞夔尤力,并侵锡爵,遂寝(止息)召命”,(同上《东昌府志》卷二八,“列传”三)即不准见辅佐大臣。
      所说“被贬外授”。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二月,因吏部郎中顾宪成为会推阁臣事被削籍,给事中卢明上疏求救宪成,也被贬秩。“兵科给事中逯中立上言:宪成往以直言获谴,陛下起而用之,司铨未久,复遭摈斥。士绅咨嗟,咸谓宪成以直被黜,陛下有不容直之名,何以劝任事之心乎?夫铨臣迩来相继屏去,司官之空署削籍者至再至三。臣恐今而后”非如王国光、杨巍类的模棱两可,看风驶舵的人不能一日为吏部尚书;非徐一?、谢廷?、刘希孟类的不顾是非、曲事调停,两面落好人的人不能一日为选择官员的吏部郎中,“臧否混淆,举措倒置,人才消长之机,理道废兴渐,正在于此。臣冒昧尘渎,非为铨司惜一郎官;为国家惜人才,惜政体也。疏入,奉严旨切责,贬陕西按察司知事”(同上《明通鉴》卷七○,第1981页)即革职外调。
      《四库总目提要》对逯的其他奏议,认为“其《请罢织造》、《论东倭》及《请停例金》,虽事不施行,然亦皆铮铮不阿,无愧封驳之职”。
      或许他基于对受迫害同仁的同情,愿与他们同舟共济,或许权奸当道的气愤而引疾、弃官归籍。
      同期被革职的顾宪成回到故乡无锡,与弟允成和此间受贬的高攀龙、钱一本、史孟麟、邹元标、冯从吾等汇集这里,维修了东林书院,建立东林书会。他们以“实学以救世,天下为己任”为宗旨,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会期各三日。在讲习之余,指陈时弊,裁量人物,锐意图新,为朝野倾慕,当时海内学者以东林为楷模。
      逯中立归家后,家徒四壁,也来到东林书院与同志一起讲学,聊城的门生任化民、梁廷辑、耿如杞、白楹等一批学子均得其宗旨,堪做国家栋梁之材。掌铨者屡疏起用,魏忠贤阉党皆不报。在国家危急时,他的门生多为忠烈。如耿如杞,后来的东昌五大家之一,官至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请缨捍卫京城,受阉党诬陷遇害;白楹任陕州卢氏知县,崇祯八年十一月贼陷卢氏,自刭而死,《明史》尊为忠烈。
      中立“家居二十余年,安贫乐道,于《易学》尤邃(精深)”。病重调换床席时,他援笔书曰:“生而不能显扬,是负吾亲也;仕而不能竖立,是负吾君也;昂昂七尺之躯而甘为碌碌之庸夫,是负吾身也;三十而学道,五十四而无闻,是为天地间之罔人也!已矣,遂瞑。及门(人)皆烤?x治丧,私谥直方”(同上《聊城县志》,卷八,“人物”)。知府岳和声刻其著《读易?记》,置其主于乡贤祠,高攀龙、冯从吾诸公闻讣为其设位哭,并撰文以祭。光宗即位,赠光禄寺少卿。
      无一言不契于心学的张后觉
      张弘山后觉,即张后觉,字志仁,后学尊为弘山生先。茌平人,生于弘治十五年(1502)。出自书香门第,其父文祥,由乡举官任广昌知县。后觉“状貌魁梧,美须髯,轩眉广颡,见者倾敛,其事亲考,遇宗党有恩。与人交,恂恂恭让”(张元忭:《弘山先生墓志》)。
     《明史》称其“生有异质,事亲孝,居丧哀毁,三年不御内”。
      后觉早年听说县教谕颜钥讲“良知之说”,遂偕同志讲习,精思力践。虽隆冬盛暑,不取暖不?扇。久之,学有所得。之后,王守仁再传弟子贵溪徐樾来为参政,后觉率同志往师之,学益有闻。
      东昌知府罗汝芳,提学副使邹善皆宗守仁学,与后觉同志。邹为其建“愿学书院”,吸引六郡学子来投师;罗也为其建“见泰书院”,两院相互讨论,相互促进,学术思想大有长进。
      后觉仍以取友未广,北走京师,南游江左,拜访名流学者,切磋学问,务以亲贤讲学为事,门生弟子日进,遍及大江南北。
      后觉“以岁贡生授华阴训导,会地大震,人多倾压死,上官令署县事,救灾扶伤,人胥悦服。及致仕归,士民泣送载道”。居家,教授其门生赵维新所辑《弘山教言》。“凡吏于其土及道经茌平者,莫不造庐问业。巡抚李世达两诣山居,病不能为礼,乃促席剧谈,饱蔬食而去。平生不作诗,不谈禅,不事著述,行孚远近”(《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传”)。
      绍兴张元忭,隆庆五年(1571)状元。他在《弘山先生墓志》中说,在京师拜访其门生孟秋,秋“一日出《弘山教言》数十条示予。予受而读之,既终业叹曰:文成(王守仁)之的传其在兹欤!江以南诸君子著书,以明良知之说者多矣,大都高者,或过于玄远,而无当其次;或凑泊(合)牵附而未融……今观先生书,简直融贯无一言不本于心得,无一言不契于宗旨”。其论最著名者,有谓“良即是知,知即是良,良外无知,知外无良”;再谓“人心不死,无不动,时动而无动,是名主静”;还谓,“真知是忿忿自惩,真知是欲欲自窒,惩忿如沸釜抽薪,窒欲如洪炉点雪,推山填壑,愈难愈远”(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九,《教谕张弘山先生后觉》)。对此,张元忭赞叹曰:“凡此类直揭本体,非高远,非凑泊,即令文成复起,且首肯之矣!”(《弘山先生墓志》)。
      后觉家居逾二十年,日夕琢磨,盖不知其身之不遇与老之将至。万历六年(1578)七月三十日卒,享年七十有六。郡守李士登建专祠祀之。
      辑师言传世的赵维新
      赵素衷维新,即赵维新,字素衷,一字文野。生于嘉靖四年(1525)。茌平人。维新“性纯孝,居丧,五味不入口,柴毁骨立杖而后起。乡人欲举其孝行,力辞之。丧偶五十年不再娶。尝筑垣得金一箧,工人持之去,维新不问。”(《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传”二)。
      维新,是张后觉、尤时熙的高弟。“年二十,闻后觉讲良知之学,遂师事之。次其问答语为《弘山教言》”(《明史》卷二八三,“儒林传”二),成为一时学者苦学心学的“经书”。状元张元忭居京师,从一友处得知孟秋。张每叩其所,都听到孟秋“吾师云……吾师云……”的朗读声。而问其师,则答“吾邑弘山先生也”,所读即《弘山教言》。维新为传播心学做出巨大贡献。
      “李瀛阳守东昌,率同志延之讲学,信徒益众,学者咸称素衷先生。曾以岁贡生为长山训导”(同上《东昌府志》卷三三,“儒林”)。
      著有《感述录》六卷、《感述续录》四卷。此二录即维新感其师张后觉之言而述,故曰《感述》。前录皆记后觉讲授四书之义,《续录》前二卷皆自述讲学之旨,第三卷为诗文,第四卷则附录维新行略及张元忭、孙桦诸人评语。该“感述”收录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91册。近代学者认为感述录的学术思想:(一)重新提出“心体”的哲学范畴。与“本体”、本原等观。在素衷看来。所谓的“心体”主要是包含道心、本心、良心、人心等意义的范畴集合。(二)发展“性体”工夫论。重新提出“天体”、“真体”、“本体”等新的哲学范畴。再次强调善与真的道德价值。(三)重新提出“天体”、天理和天道的重要性,让心性本体回复到天真和天和状态。实现天人之间、道德与自然之间、内外之间的互动与和谐,即让心性达到万物一体的胸怀和境界。体现了他作为北方阳明派后学的重要人物对中国哲学的融合与创新。
      维新的最高官职是训导,与另一位训导在教谕的领导下给几十个生员讲学。其领导教谕在明代是从九品,训导没品级,称未入流。位虽卑,但身居乡野,仍关心国家大事。通过当时的传播途径知道朝内魏氏结党迫害忠良,所崇敬的同志批批受贬、革职。他忧国而无奈,只有借历史事件作诗抒发自己的心声。在《宣尼遗址》诗中云:“鸣犊风传未渡时,曾将木铎暂栖迟。千年元气隐然在,城社虽更址不移。”宣尼,是汉追封孔子的谥号宣尼公的简称,即孔子。孔子不得用于卫,欲赴晋国讲说他的政见,行至茌平黄河渡口,听说鸣犊被晋国专横的正卿赵鞅所杀,乃停去晋、返鲁。所说鸣犊,即窦鸣犊,是春秋末期晋国贤大夫,被赵鞅杀后不久,晋即“因殒鸣犊,秦人入疆”而亡,赵氏乘机建赵国。他诗的意思是:鸣犊被杀的消息传到孔子将过河的渡口,他就将去晋国宣讲政见的计划息止。这事情虽已越千年、正义的元气仍然隐在,朝代社稷虽多次变换、发生事情的地址没移、这段历史永存、给人的教训未变!这是多么痛心疾首的感慨啊!也是暗示当时帝王似晋王样的昏庸,当朝的权臣似赵鞅,圣贤谁敢去效力啊!
      维新与人民休戚与共。在他的《蜂螫蝗蝻》和《罗公井》诗里,充分表现了民患他忧,民喜他乐的心情。
      家贫,或并日而食,超然自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九十二,无疾而终”。
      七贤祠的变迁及增置清三贤  
      晚清东昌经济文化衰退,七贤祠缺乏维修、近圮,道光(22-28)年间(1842-1848),知府朱锦琮移七先生牌位于启文书院文昌阁,上供文昌,下供七先生。
      所谓书院,就是旧式的学校,一般由官府“延请精通经书而又品行端正者任山长,由山长聘请学行有素的举人、进士任教习”。因东昌是北方传播心学的中心,这里有名称、有年代地址可考的大小规模书院就有20多处。
      为何将七先生的牌位移入启文书院?从知府胡德琳为书院题的一幅赞赏书院的楹联能体会到原因。楹联说:“接武巍科三状首;传薪正学七先生”。意思是书院读书的是:细步徐行前后相接高科榜首三状元式的学子;教学的像接连续柴燃烧延续传授正学七先生式的老师。三状元是指茌平的朱之蕃、聊城的傅以渐、邓钟岳。七先生即是七贤。文中所说正学,即七先生讲授的新儒学——心学,虽过去二百多年,这里依然是讲授王阳明心学的中心。同时它也是东昌书院中仪礼设施最完备、规模最大、对后世最有影响的书院。
      文昌阁是做甚么的呢?是供奉文昌帝君的楼阁。相传文昌帝君是“专司禄籍的神”,他能“济人之难,救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苍穹”,天帝命他掌天曹桂籍文昌之事,因此凡世间之乡举里选,大比制科,服色禄秩,封赠奏予,乃至二府进退等等,都归文昌帝君管理。所以学子们为了仕途顺利畅通,祈求于文昌神保佑,在府、县城,在学府多设文昌庙、阁。
      阁下七先生牌位神案上,“后增邓宗伯钟岳,旁以郡守胡德琳配祀”。“光绪十八年(1892),又增孝毅先生朱学笃牌位于旁”(同上《聊城县志·学校志》)。一般称这三位为“清三贤”。
       不汲汲名利以清廉自持的邓钟岳
      上述“邓宗伯钟岳”,是对邓钟岳的尊称,古时掌宗庙祭事的官职称宗伯,后世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侍郎为少宗伯,钟岳为礼部侍郎,理应此称;同时古人也把受人尊崇的大师推为宗伯,钟岳的文章学问都堪此称。
      邓钟岳,生于康熙十三年(1674),字东长,号悔庐。清聊城县邓楼人,属东昌卫籍。康熙二十年(1681)其祖父邓秉恒建府第于城内。他出自一门九将军之家族,其曾祖、祖、父从文,分别官至临洮府同知、朔州知州和湖广荆南道。家有藏书楼“寒香阁”,受家庭熏陶,自幼“赋质端厚,颖敏过人。于书无所不读,尤邃《易》、《礼》”,对于周易的研究很有造诣。少年时练就一笔好字。相传当年殿试结束,主考官将前十名优秀答卷呈送皇上,请钦定名次。康熙看过考卷,觉得邓钟岳的文章并非特别出色,但字写的出众,提笔在邓钟岳的卷子上批道:“文章平平,字压天下。”点为头名状元。当然“文章平平”是在全国前十名进士中的“平平”,而不是一般的碌碌平平。
      康熙六十年(1721)登进士一甲第一后,授翰林院修撰。之后历任江南副考官、江苏学政、少詹学士广东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礼部右侍郎、《大清一统志》总裁、礼部左侍郎、浙江通政司参议,督浙江学政、江南正考官。雍正十三年(1748)扈从圣驾东巡,夏以疾致仕归,阅五载辞世。卒年七十四岁。
      邓钟岳入仕后,除太常卿专司祭祀礼乐外,一生都管理教育。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更是主管全国的教育事业。
      他平生为人刚直断厚,谨慎守礼,乐于扶植后进,“操行方正,不为苟同,所荐举……皆当世正人”。劝学励品,不汲汲于名利之争,以清廉自持为人。“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屏谢一切供顿旧习,依程氏分年读书法令诸生治经,各置一簿,朔望会讲,互相讨论。治一经毕,教官以名闻按试时,面叩之。至今粤人颂学政者,必为称首”。
      “任太常卿,考定乐章,奏请下府州县学校祭礼乐器舞蹈节奏当依太常法赞奏。又以周易当依十二篇古本出题,不得经、传合并。又论政治之主要在正风俗,上并嘉纳之”。扈驾东巡时,奏请孔庙增祀复圣颜子……诸多建议,深得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皇帝的赏识。
      他三次典考乡试,四次提督学政。每到一地,便刊刻经典名篇,大兴教育。任江苏学政时,曾刊印《近思录》和《白鹿洞规》等书,这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编辑的摘录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论述儒学的言论集和白鹿书院的学规,都是经典,以此教诲规范求学士人。
      “在浙江时,尝训诸生:以耻为羞恶之本,干谒标榜、颂辞连篇,或因细故,骨肉成隙,耻何在焉?”也就是说“耻”是明辨羞恶之心的根本,象谄附势要,标榜权贵,无谓的歌功颂德,因小事而使亲骨肉变仇隙等等就是“耻”。又说“如能于小学外篇逐条体认,自然心平气和矣。”并说:“学孔子而不由朱子,犹如舍车登陆也”(以上引文见宣统版《聊城县志》卷八和嘉庆版《东昌府志》卷三十和宣统版《山东通志》卷七十六、五十五)。
      他以对人的教育为己任,溶于随时的行动中。督学经江西蒙南时,遇有沈氏弟兄二人,曾同朝为官。兄沈仲仁任翰林院学士,弟沈仲义任户部给事中。告老还乡后却因家产纠葛打起了官司。两位都曾是高官,使县官很为难,邓钟岳说“小小家务之事,何需为忧,待吾书批数言即可了结。”遂挥笔写就批文:“鹁鸽呼雏,乌鸦反哺,仁也;鹿得草而鸣其群,蜂见花而聚其众,义也;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礼也;蜘蛛罗网以为食,蝼蚁塞穴以避水,智也;鸡非晓而不鸣,燕非社而不至,信也。禽兽尚有五常,人为万物之灵,岂无一得乎!以祖宗遗产之小争,而伤弟兄骨肉之大情。兄通万卷应具教弟之才;弟掌六科岂有伤兄之理?沈仲仁,仁而不仁,沈仲义,义而不义!有过必改,再思可矣!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遗产何须争?一番相见一番老,能得几时为兄弟?”(见《东昌望族》)兄弟二人看过批文,羞愧交加,积恨顿解。
      状元、兵部尚书彭启丰评价邓钟岳:“前辈聊城邓公……海宇瞻之,如景星卿云。丰自通籍后,谒公于邸第,见夫泰山乔岳之容,霁月光风之度,恂恂庄庄,学识坚定,有古大儒风。”又曰:“盖公遭际昌时,中立不倚,清德重望,岿然与古大臣相埒,朝野翕然推重。谓:“本朝山左人物,如李邺园之功业,王渔阳之风雅,与公之德量堪鼎峙焉。”邓著有《知非录》一卷、《寒香阁诗集》四卷,彭启丰均为其作序,另有文集四卷,自序《士范》一卷。
      邓钟岳不仅忠君尽教,也是孝敬父母友善弟妹的楷模。钟岳之父邓基哲,官至国子监学录后,他祖父秉恒官于闽,父允燮官于晋,基哲为代父服勤,遂不复仕,在家管理家务,教育子女。使邓钟岳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了牢固的从政基础。由于邓基哲操劳过度,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逝世,终年四十七岁。母亲含辛茹苦,将其兄妹九人抚养成人。钟岳至孝,父亲有病,厌恶烟草气味,为此终身不再吸烟。对弟妹钟岳是一个好兄长和严师,“御待诸弟甚挚,督课亦不少宽。”钟岳在家中为长,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考取举人后,为替母亲分忧,即放弃了会试的机会,等待十二年后的下科再考。在家操劳家务,帮助三个弟弟和五个妹妹成立。三个兄弟勤奋努力,皆考取举人。他们的两个儿子也在乾隆年间分别考取举人或进士。
      邓钟岳为官廉洁,其子汝功、汝敏也继承其家风,致使家贫如洗。其子汝敏任温州司马“被议,贫不能归”。邓卒后竟无钱下葬。《梁同书郡守张公葬邓少宗伯记》说“莅浙六年而清操无出吾师(邓)右者”。《吴人骥郡守张公葬邓宗伯跋》中说“窃不料其一寒至此,至五棺厝于家,积久而不克葬也。宗伯之清德。汝功、汝敏之不坠其家声,乃至于贫不能葬,又皆无嗣,茫茫天道未可知己!”为官如此清贫者,世上少有。乡人对此感叹不已,久怀钦佩之情。
      他留给家乡的还有他的诸多墨迹,聊城现存的字迹有光岳楼“太平楼阁”匾额和“重修护城堤记碑”。由于历史沧桑的变迁,很多已经轶失,如依绿园“晚晴书屋”题额;城内万寿观三清殿后墙书写的“阆院瀛洲”及殿门东西两壁所书的“龙”、“虎”,每字高一丈有余,笔走龙蛇,气势磅礴,令世人赞叹。谓曰:“每见之,咸称仙景。”还有流传于聊城民间的“飞笔点云脚”、“南使求书”、“和尚骗字”等颂扬其书法的故事。
      勤政爱民致力文化建设的知府胡德琳
      胡德琳,字碧腴,一字书巢,广西临桂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转任多地地方官,历任什邡县、历城县知县,简州知州,济南知府等职。乾隆三十五年(1770)任东昌知府,四十年(1775)官满,短期任青州、莱州知府后,四十二年(1777)复任东昌知府。他是唯一东昌籍外在七贤祠享祭的人。 
      他是位勤政爱民的官员,每到一地任职都流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化政绩,在他任职的地方先后主修了《济阳县志》、《济宁直隶州志》、《历城县志》等。
      常言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胡氏两任东昌知府,社会、经济方面的业绩已无从查考,在文化建设上给东昌留下了众多的精神文化财富。据宣统版《聊城县志》记载,他到职后不久就重修了城隍庙。城隍是“剪恶除凶、护国保邦、守护城池”的神。祈盼保护百姓幸福平安。
      到职的第三年,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纂修《东昌府志》,历时两载,数易其稿,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修成,乾隆四十二年(1777)梓行,全书五十卷,全面记载了东昌府的历史,为聊城的文史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乾隆三十八年(1773),胡德琳将始建于宋,初名“自公亭”、至元九年(1272)尚书徐世隆为东昌路总管时改建为绿云楼、乾隆三十二年(1767)知府黄检扩地为园、学使韦谦恒题为“得水”的小园林,以自己的官俸扩建完善而成为官家花园。乾隆帝东巡时,巡游该园,取杜甫诗句“名园依绿水”意,为此园题名“依绿园”。大门两侧的楹联“逍遥于城市而外,仿佛乎山水之间”,表现了人们追求平和、宁静,享受自然的雅致心情。园内建有砥斋、晚晴书屋、小玲珑洲、丽农山房、南章山房、小浪沧、环碧草堂、接叶新巢、小云根石、皱绿池、金沙泉、楼鹤亭等十八景,被誉为江北名园。更因其中有誉为东昌八大胜景的“绿云春曙”、“古?铺琼”两景,而更负盛名。
      乾隆三十九年(1774),胡德琳在城内孙家胡同私人宅院改建成启文书院,并作记。后由知府张官五建设完备。内有照厅、门房、讲堂、前立卧碑、东西庑、正房、西厢、文昌阁、东西对楼、南北书斋、旁列回廊、后院书室等,周墙复壁,榱角焕然。成为东昌府最大的书院,传胪朱学笃等名家先后讲学于此。清末民初改为山东省立第二中学,仍旧是东昌最大的学府,培养了批批人才。
      他为东昌人做出的贡献,东昌人感激他,后任的官员也敬佩、赞赏他的政绩,道光年间知府朱锦琮在增列邓钟岳入祠的同时,也“旁以郡守胡德琳配祀”。
      风节自励遇事敢言的朱学笃
      最后一位增入七贤祠的是孝毅先生朱学笃。
      朱学笃,字祜堂,号实甫,身后尊谥为孝毅先生。清道光六年(1826)生于聊城。祖籍安徽,明末其九世祖迁来聊城。至学笃,七代出了十一位进士、举人、拔贡,他出自书香世家。
      道光二十九年(1849)乡试中举。咸丰九年(1859)殿试御赐第二甲第一名,是为传胪,也就是常说的殿试科第头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四名传胪。
      考中后,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编修、翰林院侍读衔、国史馆协修、纂修,湖广道监察御史,会试同考官,浙江道监察御史,甘肃宁夏府知府,盐运使。后因老母在堂奏请归里,在东昌及省城济南课教多年。光绪十八年(1892)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朱学笃自幼沉静果决,志向坚定,读书颇善质疑,常自勉戒骄躁,培养性情。步入仕途后,“风节自励,遇事敢言”,“如奏毁禁中洋楼,劾统兵大员,疏数上,无稍顾忌”。再如他平常对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闫敬铭等大员巨宦一向尊敬,但遇有公议,尤其是事关大局的事,却从不迁就,坦率直陈,直至参奏。他参劾曾国藩为保全自己的既得地位,患得患失,不肯尽力,批评他是“持盈保泰”。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太平军、捻军兴起,清政府内忧外患,腐败无能,却全力进行镇压起义军而忽视御外。朱学笃虽奉旨“回籍办本省团练,议剿议抚,动重机要”(以上引文见同上《聊城县志》卷八)。据《东昌望族》记述,此间他曾具本上疏,提出“内忧不足虑,可忧者乃为外患”的条陈。表现了一个正直官员的刚正不阿爱民的品德。
      他在赴甘肃宁夏府上任时,“回氛未靖,道路梗塞,至省”,在甘的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的左宗棠“劝(他)办甘捐”,即纳钱捐官的甘肃省机构;跟随左宗棠在陕甘军中的袁世凯之叔袁保恒劝他“留办军营粮台”,他大概不愿助官军镇压起事的回民,一概谢绝。同治十三年(1874),受命督修黄河工程,加盐运使衔,即以“老母在堂得奉养故”(同上《聊城县志》卷八)辞官归里。
      辞职后,他对待老母十分行孝谨持,不仅孝敬父母,对弟兄也极为友悌,其胞兄学典(典应有竹字头)身患重病他朝夕侍候,不离病榻,亲尝汤药,甚至焚香祭天,祈求以身替代。对子侄晚辈,娱亲之暇,严课子弟,创建“笔花馆文社”,讲学授艺。
      在家期间,主持东昌启文书院讲席;又应省中丞任道槠之聘,在省城主持泺源书院讲席,任山长。泺源书院为当时全省最高学府。“厘正文体士论翕然”,诸生多有成就。同时对致力于教育事业的人士十分敬重。咸丰同治年间千古奇丐武训兴义学,他题字称颂为“旷古义举”,并赋诗赞扬;本城靳东?先生,生性淳厚,言行如一,擅长文学,乐于育人,学笃为其撰写生平事迹,高度尊崇,兼做倡导。
      他虽去官归隐,每闻地方利弊,向当政者为民请命无不尽言。邻里遇有纷争之事,必善于排解,不避嫌怨。若有告贷者,解囊相赠,毫无吝色。光绪四年(1878),聊城大灾,朱学笃开仓放粮,煮粥施食,带动各绅士豪富随之捐献钱米,灾民拍手称庆。光绪九年(1883)黄河决口,洪水将聊城围困。郡垣岌芨可危,朱学笃不顾炎天溽暑,不顾“降格”身份裸腿赤脚督率夫役共同抢险,长达三个月之久,加固堤防,保住了城池,士民免受洪灾之苦。第二年自捐和募捐筹款补修护城堤,保城市长久安全,深得民众钦敬。
      朱学笃对书法艺术造诣尤深,手书很多匾额、碑文、楹联等,其所书“文明景运”横匾至今悬于光岳楼上;他书写的山陕会馆大殿内壁上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取法颜帖,字大如排,出神入化;光绪元年(1875),他为重修西关吕祖堂撰写碑记,字体平整,结构严谨,遒劲丰艳,神气贯通,堪称一绝;为吕祖堂戏楼台前抱柱写的对联“歌管楼台仙阙下,夕阳城廓画图中”久传不衰;社会上今存其书写的对联有:“古树著花上寿之相、明镜如水达人所期”,“万树鼻功德、一方享太平”,“闭户著书多岁月、挥毫落纸如云烟”等珍贵文物。
      朱学笃逝世后,朝廷诰赠通议大夫、晋封资政大夫、军机大臣、内阁首辅。曾任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的李鸿藻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地方人士缅怀他的功德,尊谥为孝毅先生,随即增祀七贤祠。
      清末,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败、帝国主义入侵,民族危机日益加剧,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亦随之传入中国。清政府迫于形势,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谕“各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堂”。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将启文书院改建为东昌府立中学堂,民国三年(1914)改为山东省立第二中学,是山东省创立最早的官办中学之一。中学废止了适应科举制建立的旧学,供奉文昌神、七先生的意义也渐渐消失,遂废。
      为了传承古城文化,再现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党和政府在楼西大街正拟复建“七贤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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